走向朝鮮：中國書院軌制的移植
作者：鄧洪波
來源：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
節選自作者所著 《中國書院史》（東方出書中間2006年）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十一日辛酉
耶穌2017年8月2日
書院是中國士人的文明組織，唐宋以來，它為中國的教導、學術、躲書、出書、建筑等文明事業的發展，對風教學場地俗風情的扶植、思維習慣及倫常觀念的養成等都作出過嚴重貢獻。而隨著中國文明的向外傳播，書院軌制也被移植到國外，為傳播中華文明，并促進這一文明與當地文明的結合，進而推進世界文明的向前發展作出了本身的貢獻。
書院軌制的移植始于明代，第一站是隔黃海、鴨綠江而與我相鄰的“東國”朝鮮。朝鮮書院最無力的倡導者，是有“東國朱子”之稱的李滉，他在當年請求創建書院的上書中就說：“惟我東國，迪教之方一遵華制，內有成均、四學，外有鄉校，可謂美矣。而獨書院之設，前所未聞，此乃吾東方一年夜欠典也。”
是以，他徵引《明一統志》所載全國三百余所書院之例，提出了周全引進中國書院軌制的建議。“我東書院之作，委于嘉靖年間，逮至萬歷以后，朝宇之作，歲益浸盛，比邑相看”。從此，中國書院走上了移植朝鮮的征程，并由朝鮮而japan(日本)，而東南亞，甚至歐美地區，成為中外文明交通的紐帶與橋梁。
李滉
一、朝鮮書院發展史
執政鮮歷史上，“書院”二字連用始見于新羅末年，此時正當我國唐末五代之際。據朝鮮《三國史記》卷四六《崔致遠傳》載，“崔彥為年十八，進唐游學……四十二還國，為執事侍郎瑞書院學士”。所謂“瑞書院”，是掌管國家機密事務的機關，并無教學授受的成分。高麗成宗九年（990，宋淳化元年），設“修書共享會議室院”于西京，“令諸生抄（詩）書史籍而躲之”。這與唐代長安、洛陽的集賢、麗正書院相類似，是收拾加入我的最愛圖書典籍的機關。
到李朝世宗元年（1419，明永樂十七年），頒布教令：“其有儒士私置書院，教誨生徒者，啟聞褒賞”。此時，“書院”才成為一個獨立的名詞，并賦予教學效能。自此以后，朝鮮書院遂開始步進其450余年的發展歷程。而這一段時間剛好在李朝（1392－1910），是以朝鮮書院的歷史，實際上就是李氏朝鮮的書院史了。
年夜致而言，朝鮮書院有祠廟和書齋兩個源頭，其始和中國書院似乎沒有聯系，獨立發生。后來在徵引中國書院軌制，構成祭奠、講學并重的“正軌書院”概念之后，才獲得“比邑相看”的年夜發展。其發展進程，可以分為三個時期。
朝鮮李朝世系表
自世宗元年至明宗末年（1419－1567，明永樂十七年至隆慶元年），歷世宗、文宗、端宗、世祖、睿宗、成宗、燕老虎、中宗、仁宗、明宗共十帝，凡149年，可視為朝鮮書院歷史的第一期。是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，中宗元年（1506）以前的87年為第一階段，書院從一個教學的機構發展成教學與崇祀先賢并重的文明組織。
李氏朝鮮的教導由養士的學校軌制與選士的科舉軌制二者支撐，運行到世宗時期，它出現一些毛病。起首是科舉紊亂，貴族後輩可以不經科舉而進仕，冷門儒生則無此特權；即使是貴族後輩與普通儒生同時參加科舉考試，中式的起首也是前者。這使得養士的學校掉往吸引力。同時，兵曹（相當中國的兵部）規定，20歲以上後輩許屬軍籍，“軍籍”的許多優待使在校學生尤其是冷門之士年夜多不專于學而喜于屬軍，這加倍重了官學的陵夷。
官學式微，教導卻必不成少，是以，朝廷就轉向支撐和鼓勵平易近間興學，企看其能填補官學留下的空白。後面提到的世宗元年所頒布的褒賞“私置書院，教誨生徒”的教令，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應。而這種情勢，也就決定了朝鮮歷史上最後的書院效能是純教學的，並且是處于一種交流替補官學教導腳色的位教學場地置。
朱子白鹿洞教條
中國書院傳進東土朝鮮的最明確的記錄始見于《李朝世宗實錄》，其二十一年（1439，明正統四年）玄月甲申條載：“初，兼成均主簿宋乙用上書，請令各官學校，明立學令。命下禮曹，與成均館議之。成均館議曰：‘謹按：白文公淳熙間在南康請于朝，作白鹿洞書院，為學規，其略曰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伴侶有信，右五教之目……’”這是朝鮮史書上第一次提到朱熹所訂立的《白鹿洞書院學規》。
研討朝鮮書院的金相根師長教師認為，自此次“新提到宋朝的白鹿洞書院以后，就不再以‘書院’二字為代表單純的教學之所”了，“當時人清楚‘書院’不只是單純的教學場所，而是奉祀先賢祠廟須在內的”，于是，“負有教學與奉祀先賢的雙重任務，而奉祀先賢尤為主要”的“正軌書院”的概念得以逐漸確立起來。
這種“正軌書院”，包含祠宇、祠、影堂、別祠、精舍、里社、里祠、影殿、廟、鄉社、鄉祠、堂宇、書院等14種項目。據統計，朝鮮計有這種“正軌書院”670所。茲將各書院按朝代和行政區劃制作成表5.8、表5.9，從中我們可以清楚朝鮮書院時空分布的基礎情況。
在上述670所書院中，真正以書院相稱者為376所，占總數的56.1%。“正軌書院”概念的確立，標志著朝鮮書院相對獨立發展格式的改變，自此以后，中國書院對其發展及其軌制的完美都表現出相當年夜的影響力。但是，在這一階段，像我國明代初年教學那樣，書院并沒有年夜的發展，整個半島上僅有9所書院會議室出租，基礎上是每十年才有一所。是以，這一階段只能視作朝鮮書院的原初階段。
朝鮮國王實錄
第二階段，自中宗元年至明宗末年（1506－1567，明正德元年至隆慶元年），凡62年，是朝鮮書院年夜發展的準備階段。中宗（1506－1544）以降，官學進一個步驟衰敗，中心成均館（太學）及四學儒生“全不聚會，師長亦不勤教誨”，處所“鄉校”更有“托名儒籍，年幾六十而不識一字”者，基礎上已經喪掉其培養人才的功用及其在公眾中的聲看。
有識之士認為，“惟有書院之教盛興于本日，則庶可以救學政之缺”。另一方面，李朝開國之初即以中國的孔教作為立國的政治指導，到中宗時期，受明代影響，則構成了樹立祠廟以崇儒尊賢的運動。《中宗實錄》卷三四載，中宗十三年（1518）十月丁卯，成均館直講林霽光上奏朝廷，其稱：“臣伏見《年夜明一統志》，先賢祠無處不有，此崇德義以勸后來之美事也。我國家典章文物悉仿中朝，而獨于祠廟之制蓋闕如也，豈非圣治之欠典也。”
是以，紛紛為號稱“東方理學之宗”的鄭夢周、“遠紹夢周之緒，深求濂洛之源”的金光弼、“東方文獻之首”的崔致遠等朝鮮儒家學者建祠，以彌補這一圣治欠典，致使“祠廟樹立運動成為后世書院發展上無力的原動力”。恰是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才出現了教學與祭奠先賢兩者兼具的第一所“正軌書院”——白云洞書院。
紹修書院（白云洞書院）
白云洞書院，后更名紹修書院，中宗三十六年（1514，明嘉靖二十年），豐基郡守周世鵬創建于屬邑順興縣（今屬慶尚北道榮州郡）的文成公安裕（后更名珦）舊居，祠祀安裕，并集諸生肄業此中。
有關書院的具體情況，《中宗實錄》卷九五是這樣記載的：“世鵬于珦之舊居為建祠宇，年齡享之，名曰白云洞書院。擺佈有序，以為儒生棲息之所。儲谷若干，存本取利，使郡中凡平易近英俊者聚食而學焉。當初開基時，掘地得銅器三百余斤，貿書冊于京師而躲之，非徒經書，凡程朱之書，無不在焉。”這所集祠祀、教學、躲書于一體的書院，正合“正軌書院”的概念。
是以，普通的研討者都將它看作是朝鮮書院的發端：樸尚萬《韓國教導史》視為“東方書院之始”；李丙燾《國史年夜觀》以其為書院“嚆矢”；柳洪烈《在于朝鮮書院的成立》認為，雖然白云洞書院之前有書院出現，但“所謂規模完成之書院，為白云洞書院設立以后之事矣”；金相根亦持白云洞為朝鮮書院“嚆矢”之說。
白云洞書院之所以被當作是朝鮮書院的源頭，不僅因為它起首符合祭奠先賢與傳授生徒二者于一體，還在于它于中宗三十九年以安輔、安軸兄弟配祀院中，開書院主祀先師之外，配享從祀或追祀先賢之先例，以及明宗五年（1550，明嘉靖二十五年）李滉請得賜額“紹修書院”，而開朝廷賜額軌制之始。
此后，由于主要軌制的確立，加之以李滉為代表的一大量講座場地儒家學者倡導于下，朝廷褒揚于上，第二階段這62年的時間內，就新建了22所書院，比前一階段增添4.2倍還強。此中明宗一代（1546－1566），即建有16所，每年將近一所，顯示出明顯的上揚趨勢，它預示著書院將執政鮮走上蓬勃發展的途徑。
第二個時期，自宣祖元年開始，至景宗末年（1568－1724，明隆慶二年至清雍正二年），歷七帝，凡117年。這是朝鮮書院的年夜發展期。各朝新建書院的數目為：宣祖朝（1567－1608，明隆慶元年至萬歷三十六年）86所，光海君時期（1609－1622，明萬歷三十七年至天啟二年）38所，仁祖朝（1623－1649，今天啟三年至清順治六年）57所，孝宗朝（1650－1659，清順治七年至十六年）35所，顯宗朝（1660－1674，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三年）70所，肅宗朝（1675－1720，康熙十四年至五十九年）287所，景宗朝（1721－1724，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二年）9所。
以年均勻數計算，各朝皆超過每年2所，此中以宣祖朝最低，每年2.09所，最高為肅宗時期，每年6.23所。其發展趨勢，以肅宗時為頂點，成一拋物線狀。拋物線的起點宣祖朝，比之前代是第一個發展飛騰，恰與我國明萬歷年間書院發展的飛騰同步。
孝宗時，“書院漸盛，鄉校儒生，咸皆書院”。到最岑嶺的肅宗朝，“書院之設，一道至八舞蹈教室九十者，宮室之美，守護之盛，往往超越圣廟”，可謂盛矣。此時正當清康熙時代，我國書院在經過明清之際的戰亂之小樹屋后，也進進復興時期。
其后的景宗時代，不僅絕對數目年夜年夜減少，年均勻舞蹈場地數也跌至每年2.5所。而接下來的英祖朝，雖然有20所書院樹立，但它統治長達51年，年均勻數已降至0.39所。是以，景宗時代即可視為朝鮮書院年夜發展時期結束1對1教學的標志。
這一時期，書院之所以年夜盛，重要緣由有兩個。起首是由于官府的倡導，這長短常主要的。具體來講，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：
第一，朝廷大批賜額。這種“賜額書院”，也和我國的“賜額書院”一樣，比普通書院多了一道“護身符”，其位置亦超出跨越普通，而享有一種榮耀。是以，賜額軌制構成之后，官府即充足應用它來鼓勵、褒揚書院，年夜年夜安慰了書院的發展。如宣祖朝就有21所書院請得賜額，占新建書院總數（86所）的24.4%。顯宗時期書院70所，賜額者43所，占總數的61.4%。
第二，頒賜田土、布谷等，并免去一切學田的賦稅。書院是以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實體，使得書院的發展獲得了完整的經濟保證。
第三，允許書院擁有完整免役的院奴。院奴的職責是做“院事齋事”和“耕耘院田”。除此之外，“人不得役，官不得奪”。院奴數量則幾多不等。國家規定數額，孝宗時為賜額書院7人，未賜額書院5人；肅宗時賜額書院增至20人，未賜額書院者則不定額。院奴的設置及其免役的特權，是書院正常運行的無力保證。
別的還有調派官員掌管祭奠，賜予祭品、繁文等。一切這些都表白了當局對于書院的倡導與重視。上有所好，下必行焉，是以構成了書院蓬勃發展的局勢。
陶山書院
其次，處所儒林的熱心創辦，也是促進書院發達的主要緣由。書院以教學與祭奠為兩年夜事業，且尤重祭奠，各地士紳遂特別留意鄉賢及先儒前賢的行蹤，于其過化之地建院奉祀。
據金相根師長教師統計，供奉于朝鮮書院的先賢竟達1300人之多，此中被2所以上書院奉祀者185人，5所以上者44人，10所以上者14人，而李朝宋時烈、李滉、李珥等則分別被34、31、20所書院同時供奉。此所謂“書院迭設”。它從一個側面反應出處所人士對于書院建設的極年夜熱情。這種熱情遭到當局的鼓勵，遂形成了書院文明執政鮮半島的風行。
第三個時期，自英祖元年至高宗八年（1725－1871，清雍正三年至同治舞蹈場地十年），歷英祖、正祖、純祖、憲宗、哲宗、高宗六帝，凡147年，僅新建書院29所，是書院式微并被裁撤的時期。書院興盛之時，即隱躲沒落之機。最年夜也最先出現的問題是小樹屋“濫設”、“迭設”。仁祖時代，朝廷對此就有覺察，并提出了未經同意，不許另建書院的對策。孝宗時禁“私建”，肅宗時禁“迭設”，對違令者“論以重律”。但是屢禁不止，院宇愈設愈多。
同時，書院自己也出現了霸占地盤，集斂院奴，訛詐“祭需錢”，私征“院保”（一種稅金），庇護罪犯，參與黨爭，以“儒通”、“清議”而干擾時政等種種弊病，對國家經濟支出、兵役來源、社會安寧都構成嚴重的威脅。書院既已步進沒落之境，且無以為救，國家遂改變鼓勵、攙扶的政策，轉而采取嚴厲的辦法進行整頓。
朝鮮英祖
英祖十七年（1741，清乾隆六年），詔令“撤毀”書院300余所，此為年夜規模撤廢書院之始。純祖元年（1801，清嘉慶六年），溫陽郡、金山郡、石成縣三邑儒生私設書院，遭到“嚴勘”，其行政長官也遭到“從重推考”的處分。哲宗九家教年（1858，清咸豐八年），曾發布“華陽洞墨牌”，對惹起官紳士平易近“切齒蓄怨”的華陽書院進行嚴厲處置，其行政長官福酒村被“永遠革罷”。這些都是周全整治書院的先導。
高宗二年（1865，清同治四年），攝政的年夜院君力排眾議，撤廢素有“書院之俊”的東萬廟，開始了周全的撤裁行動。八年（1871，清同治十年），終于發布“文廟從享人以外的書院及迭設書院，并為毀撤”的詔令。
詔令稱：“書院設置，始以前朝人文成公安裕之道學，有所寓慕，建院妥靈者。邇來無窮之弊，家家有院，且一人之四五六處建院，比比有之，各其本孫之周旋為家廟矣。本以尊賢之義，近作為先之事，且道學忠節姑舍，一次輔道之人，則每多建院與生祠，此非當然之事也。今此書院歸正，既經遠之謨也。予有尊賢之心，則迭設實非尊賢之本意，故如是矣。”令下，全國除保留47所書院外，各地書院均強行撤毀。茲將47所書院基礎情況列表如下：
李朝末年的朝鮮官員
至此，作為一種軌制，書院執政鮮已經基礎完成其任務而開始淡出歷史舞臺。26年之后，高宗改國號為年夜韓帝國，改元光武（1897，清光緒二十三年）。又十三年，即純宗隆熙四年（1910，清宣統二年，日明治四十三年），簽訂《韓日合并條約》，朝鮮自己也被japan(日本)帝國主義吞并了。
白鹿洞書院
朱熹及白鹿洞書院對朝鮮書院的影響
在重視祭奠的朝鮮書院中，我們留意到一些中國先賢的牌位，茲據金相根師長教師統計，按時代先后將其姓名、奉祀書院數開列如后，他們是殷人伯夷1所，殷人叔齊1所，西周人箕子3所，東周人孔子8所，東周人顏子1所，三國人諸葛亮4所，漢人管寧1所，唐人蘇定方1所，宋人胡安國1所，宋人程明道3所，宋人程伊川1所，宋人岳飛1所，宋人呂年夜臨1所，宋人文天祥1所，宋人朱熹25所，宋人鄭臣保1所，明人劉綎1所，明人李成梁1所，明人李如梅1所，總計共19人，奉祀于57所書院。這些為中國書院師生所熟習的名賢、名儒，執政鮮書院中享用噴鼻火與跪拜，說明其書院遭到中國儒家影響頗年夜。明宗五年私密空間（1550，明嘉靖二十九年），朝鮮理學年夜師李滉上書請求為白云洞書院賜書、賜額時稱：“惟我東國，迪教之方，一遵華制，內有成均、四學，外有鄉校，可謂美矣。而獨書院之設，前未有聞，此乃吾東方一年夜欠典也。”是以，“請依宋朝故事，頒降書籍，宣賜匾額”，倡建書院于“先正遺塵播馥之地”，“興書院之教于東方，使可同于上國也”。
這無異于說，“東國”書院是模擬中國書院軌制而構成、發展的。那么，朝鮮書院的發生、發展及其軌制的完美是怎樣的呢？又有哪些方面遭到中國書院文明的深入影響呢？這里我們以書院教導家朱熹及其經營的白鹿洞書院為例加以闡述。
白鹿洞書院內的朱熹像
執政鮮，奉祀朱熹的書院有25所，占到一切奉祀中國先賢書院總數的43.8%，位居第一，號稱至圣先師的孔子因為有各地文廟專祀而只要8所，屈居第二，由此可見朱子學說執政鮮影響之年夜。這些書院分布執政鮮八個道中的七個道，此中慶尚道星州的川谷書院建于中宗二十二年（1528，明嘉靖七年），早于號稱朝鮮書院“嚆矢”的交流白云洞書院十三年，又可反應其影個人空間響之廣與深。茲將各書院的基礎情況列表如下：
另據韓國李春熙《關于朝鮮的教導文庫研討》所附《全國書院一覽表》輯錄，除上述25所書院之外，朝鮮另有如下6所書院奉祀朱熹：
冷泉祠，在京畿道開城，純祖丁卯（1707）創建，奉朱熹及高麗安裕等人。
朱溪講堂，在全羅道茂朱，英祖丙子（1726）創1對1教學建，祀朱熹。
新安書院，在全羅道任實，創建年月不詳，祀朱熹，配宋慶元等人。
城南書院，在慶尚道永川，創建年月不詳，祀周公、箕子、孔子、顏子、朱子、李衡祥。
新安祠，在安然道平壤，創建年月不詳，祀朱熹。
府南書院，在成鏡道宣川，肅宗辛巳（1701）創建，祀朱熹，配李朝李珥。
現代朝鮮八道區劃圖
以上兩項合計，朝鮮奉祀朱熹的書院總數至多就有31所之多了。而據金相根師長教師統計，同時被10所以上書院奉祀的有14人，順次是宋時烈（34所）、李滉（31）、朱熹（25）、李珥（20）、趙光祖（17）、李彥迪（16）、鄭逑（15）、金宏弼（14）、鄭夢周（13）、趙憲（11）、金尚憲（10）、金長生（10）、閔鼎重（10）、鄭汝昌（10），僅朱熹為中國先賢，居第三位。而丁淳睦的統計稍有差別，被10所書院奉祀的只要13人，順次是宋時烈（44）、李滉（29）、朱熹（25）、李珥（20）、鄭逑（16）、趙光祖（15）、李彥迪（14）、宋浚吉（12）、鄭夢周（12）趙憲（12）金長生（12）、金尚憲（11）、金宏弼（10），依然只要朱熹為中國人，排名仍居第三。由此可見，朱熹執政鮮書院的位置和影響是何其重也。
具體而言，朱熹與白鹿洞書院對朝鮮書院的影響有如下幾個方面：
第一，朱熹學說的傳進、傳播，繼而成為指導李朝政治的哲學思惟，為朝鮮書院的發展奠基了思惟基礎。新羅初期，儒家思惟與釋教教義同時傳進朝鮮，并很快與其軍人道式的“花郎徒”結合而成為官方哲學。新羅后期，受盛唐文明的影響，釋教思惟漸漸興盛。隨著高麗王朝取代新羅的統治，釋教也就成了朝鮮的國教，遍布全國鄉村都邑的叢林寺院，名副其實地變成士年夜夫政治的思惟佈景。但這深涉塵世的僧侶政治的腐敗，也恰是王氏高麗王國亡國的最年夜緣由之一。是以，承續高麗的李氏王朝，朝野高低都仇恨釋教，轉瑜伽場地而以孔教經典作為其政治的思惟指導了。
李朝樹立時，明太祖朱元璋立國才二十五年，正在鼎力倡導程朱理學，作為當時教學明朝屬國的李氏朝鮮所接收的孔教思惟，天然也就是集年夜成的程朱學說了。同時，李朝的統治者覺得，新的官方思惟的確立需求設立研討機構，而類似寺院式的孔教書院也就應運而生地代替了高麗寺院的位置。柳洪烈在《關于朝鮮書院的成立》中曾指出：“寺院雖然消滅，安排者仍存，供給安排者哲學的機關仍頗需求。所以有似寺院的孔教之書院，高揚招牌而登場。”而李氏朝鮮“一切文物軌制，皆始終模擬中國，且已自國初共享空間，高低君平易近以朱子思惟為一年夜安排觀念。白文公《家禮》為國家社會各式禮儀上獨一之準則聚會場地，稟承《小學》為律身經世修道之年夜法”。是以，我們可以說，朱子學說是這種“高揚招牌登場”的書院的思惟先導。
《白鹿洞書院學規》
第二，如前所述，朱熹在白鹿洞書院的作為，尤其是他所作學規的傳進，確立了朝鮮教導史上兼具祭奠與教學兩種效能的“正軌書院”的概念。不僅這般，由于李滉、黃仲舉（俊良）等朱子學說學者的“考證”和“集解”，《白鹿洞學規》的原則精力亦為年夜多數朝鮮書院所接收，成為指導其師生教學授受的廣泛準則，從深層影響和規范著朝鮮書院的發展，如全羅道長城的筆巖書院，至今還懸掛著《白鹿洞學規》。
不僅這般，它還被傳到japan(日本)。如japan(日本)慶安三年（1650，清順治七年，朝鮮孝宗庚寅年），japan(日本)京二條個人空間通本屋町刊山崎嘉的中文本《白鹿洞學規集注》，其序稱：“近看李小樹屋共享空間退溪（滉）《自省錄》，論之詳矣。得是論反復之，有以知此規之所以為規者，然后集先儒之說，注逐條之下，與同道講習之。”
第三，作為朝鮮書院“嚆矢”的白云洞書院，是仿朱熹的白鹿洞書院規制而樹立的。朝鮮《明宗實錄》卷十載：“明宗五年（1550，明嘉靖二十九年）仲春丙午，領議政沈漣源、右議政尚震、禮曹判書尹溉、禮曹參議徐國議：豐基白云洞書院，黃海道觀察使周世鵬所創立，其私密空間基乃文成公安裕所居之洞，其軌制規模，蓋仿白文公之白鹿洞也。凡所以立學令，置書籍田糧供給之具，無不該盡，可以成績家教人才也。”同書卷十三亦稱：“豐基郡有紹修書院，一道儒生濟濟相聚，如白文公之白鹿洞。”
第四，朝鮮書院的賜額軌制，深受白鹿洞故事的影響。執政鮮書院的發展史上，有一個主要的軌制，那就是朝廷賜額。接收賜額的書院，叫“賜額書院”。據統計，朝鮮有這種類型的書院269所，占總數的40%強，它推動了書院在半島上的蓬勃發展。而這種軌制的構成也與朱熹有著淵源聯系，《增補文獻備考》卷二一○《學校考九》載：“明宗庚戌（1550，明嘉靖二十九年），文純公李滉繼蒞本郡，以為教不由上，則必墜廢，以書遺監司請轉聞于上，而依宋朝白鹿洞故事，賜額頒書給土田臧獲，俾學子修躲。監司沈通源從其言，啟聞，賜額紹修書院，命年夜提學申光漢作記，仍頒‘四書’‘五經’、《性理年夜全》等書。書院賜額始此。”
第五，朝鮮書院是儒家思惟，特別是朱熹學說傳進的產物，反過來，又為朱子學說的發揚光高文出了嚴重貢獻。和中國書院一樣，朝鮮書院既是教導場所，又是學術中間，培養了大量人才，使以朱子學為主的儒學執政鮮獲得了長足的發展，出現了壯盛之勢。正如金相根所說：“書院軌制產生以前，儒學家們往往視政治與學術為一體而不分，自書院軌制發達后，學者則以書院為樂園，舍官場而歸書院，專心修治，使學術相當無限度地脫離政治而獨立發展。結果，培養出徐敬德、李彥迪、金麟厚、李滉、曹植、奇年夜升、李珥、成渾、張顯光等一批優秀的儒學家，而確立朝鮮儒學之體系。尤其他們受朱子的影響最年夜，對性理之論，樹立絕後絕后的成績。故后人認為此期為朝鮮儒學之黃金時代。”
作者：鄧洪波，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傳授，中國書院研討中間小樹屋主任，研討書院三十余年，人稱“鄧書院”。本文系鄧洪波著《中國書院史》第五章“走向朝鮮：中國書院軌聚會場地制的移植”下部，鳳凰國學經作者授權發布。
責任編輯：姚遠